雍正皇帝  

清世宗雍正皇帝(1678—1735)名胤禛,身為天子,卻起兩個法號,自號圓明居士和破塵居士。

在位十四年(1722—1735),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、乾隆皇帝的生父。

 

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之隆盛,在中國歷史上可比于漢唐盛世,後人大多知道漢唐盛世得益於帝王內用黃老之術,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於禪宗心法,尤其是這三代盛世中承上啟下的雍正皇帝,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於一身的殊勝風采。

 

 

參透三關的大禪師

雍正在禪宗上的修證主要得益于章嘉呼圖克圖的教授與印證,章嘉呼圖克圖是聖祖康熙皇帝敕封的“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”。

雍正自幼喜讀佛典,廣交僧衲,深通佛理,於康熙五十年(1711)在章嘉國師指導下禪坐,連續兩日,當時章嘉國師認為只是初入堂奧,如針隙觀天,勉勵其更求進步;

雍正遂于當年二月於結雲堂閉關參求,“十四日晚經行次,出得一身透汗,桶底當下脫落,始知實有重關之理”。

遂又問證于章嘉國師,國師認為這仍不過是庭院觀天,應該更加勇猛精進;於是雍正“仍勤提撕”,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於堂中靜坐,“

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,
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,
物我一如本空之道,
慶快平生。”

章嘉國師稱讚道:“王得大自在矣!”到此才得到章嘉國師的最後認可。

雍正歷來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真正親參實悟、直透三關的大禪師。

講經傳法自選語錄

雍正繼位登基以後,於政務之暇,不惜以九五之尊,躬自升堂講經傳法,自號圓明居士,近從王室宗親,遠至和尚道士,無不從學如流。

雍正閱讀《指月錄》、《正法眼藏》、《禪宗正脈》、《教外別傳》等禪宗語錄,並在雍正十一年(1733)刊行了最權威的禪宗語錄集——《雍正禦選語錄》。

雍正選編的原則是,不重虛名浪譽,唯看是否達到真實理地;不尚美言佳句,只看是否從性地流出。

雍正親自選編出了12位主要禪師的重要語錄及其它500多位禪僧、居士的禪語,同時還收錄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禪語。特別是,在每卷語錄之前,雍正親自禦制序言,諄諄提示,闡明心要,指示學人,實在是十分難得的點睛之筆。

《禦選語錄》完全打破了教下與宗門、佛法與道教、禪宗與淨土宗的門派之見。正因為這部《禦選語錄》處處顯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見,所以歷來被列為真參實證的學人終生必須閱讀參究的一部重要經典。

 

 

重用高僧

歷史上,有過不少僧道參與朝政的事情,像唐朝的李泌、明朝的姚廣孝,都是比較典型的。雍正帝則一度重用文覺禪師,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,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。

雍正朝前期,接連發生了大將軍年羹堯、皇舅隆科多、皇弟允異、允唐等幾個震驚朝野的大案。在處理這些機要案件過程中,文覺禪師作為雍正帝的高級參謀,一直出謀劃策,作用不小。

雍正十一年,文覺禪師70高齡,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,南下行程中,他的儀仗隊伍浩浩蕩蕩,如同王公大臣一樣,所過地方的官員對他頂禮膜拜,文華殿大學士、吏部尚書、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和稅關監督年希堯等要員,都以弟子禮相見,充分顯示了文覺禪師的特殊身份和顯要地位。

 

 

保護寺廟

雍正帝很注意保護僧舍。西寧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爾寺,位於青海腹地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

雍正元年,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糾眾發生叛亂。為鎮撫青海諸部,年羹堯令丹噶爾寺的喇嘛騰出寺內房屋1500間,讓給留守官兵居住,而把眾喇嘛趕到朝天堂棲身,引起強烈不滿。

雍正帝知道後,親手批示:“將喇嘛寺之僧舍作為營房,似屬不利,自應另造(營房)為是。”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。

直隸唐山縣令反對佛事,下令驅趕僧人,強奪僧舍,改為民房。雍正帝聞訊後,下旨立即將該縣令拘拿問罪。後因侍郎留保出面說清,便對縣令從輕發落了。

 

 

修繕古蹟名寺

雍正帝晚年,大量修繕古剎名寺。江南荊溪(今宜興縣)崇恩寺,曾是玉琳國師傳法之所,雍正十一年下諭擴建。浙江紹興報恩寺當初也是玉林國師的開堂場所,奉旨維修。浙扛普陀山是觀音大士示現的聖地,雍正帝動支帑金,派遣專官監督修飾這裡的普濟寺、法雨寺。

雍正帝參與佛教事務的內容是,利用皇權調和儒、佛、道三教的關係,使三教融於一爐。他說:“佛以治心,道以治身,儒以治世。”三教各有其用,又有許多共同的東西。

雍正帝特別強調,三教有一個共同的目標,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:“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,理同出於一源,道並行而不悖。”

比如勸人為善棄惡,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說,“誘掖獎勸”,佛家的五戒十善,也是“導人於善”。儒佛道三教共同起著“致君澤民”作用,同樣有助於帝王之業。

 

 

著書立說影響佛教

雍正帝在佛學方面大量地著書立說,以影響佛教領域。他寫有《教乘法數》、《園明語錄》、《集雲百問》、《揀魔辨異錄》、《悅心集》、《破塵居士語錄》、《禦選語錄》等佛學著作,編有《翻譯名義選》、《禪師心賦選注》、《大覺禪師錄》、《萬善同歸集》、《當今法會》、《經海一滴》、《宗鏡大綱》等佛學作品。……

由這些佛學論著可以看出,雍正帝不僅信佛崇佛,而且對佛家經文也很有研究。大量刊刻發行後,在佛教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雍正帝政事不廢,又作出了這麼多的佛學著作,恐怕也實在難以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皇帝了。

 

印光大師讚雍正皇帝詞(摘錄自讀印光大師文鈔記-與佛學報館書)

而世宗以大權乘願,建中立極,其發揮佛祖慧命之言論,精深宏博;入藏流通者、不必言;外有「御製揀魔辨異錄」八卷四冊,係吾友子任民,乞食京師,于書肆中得之,送于楊仁山,令寄東洋,附于新印大藏之內;想其書已出,好古探奇之士,試一讀之,不但于性命有益,而學識文章,當頓高十倍矣!嗚呼!盛哉!世宗實為法流震旦,皇帝中之絕無而僅有者。其君如此,則宰官、僧侶,概可知矣。

世宗,即雍正帝。其著作,所謂「已入藏流通」者:諒即指「御選語錄」,四十卷,龍藏自林字函至即字函。卍續藏第一一九冊,作十九卷。 

所謂「東洋新印大藏」,諒即指大正藏;但大正藏並無此書。「揀魔辨異錄」,在卍續藏第一一四冊。揚州藏經院木刻本,前有印祖撰重刻序,此序見印祖文鈔卷三」:「揀魔辨異錄重刻序」及「揀魔辨異錄石印序」。欲知此錄內容,讀此二序可知。此從略。又、雍正七年,嘗頒行「大義覺迷錄」。蕭一山著「清史」云:「至於頒行大義覺迷錄、揀魔辨異錄,以帝王之尊,和秀才和尚作學術上的辨論,其精神、值得欽佩。」 

雍正帝,於禪門,頗有造詐;自謂少年時,喜閱內典,惟慕有為佛事,於諸公案,總以解路推求,心輕禪宗,謂如來正教,不應如是。自親近西藏喇嘛章嘉呼圖克圖,得其啟示,乃知向上一事;尋因隨喜結七,同坐兩日,得洞達本來,方知「惟此一事實」之理;復著力參究,經行次,桶底當下脫落,始知實有重關;復堂中靜坐,無為中,忽蹋末後一關,得大自在,受章嘉印可。此時,帝所接近者,尚有迦陵性音。此皆未登位前之事。 

帝自號「圓明居士」,嘗輯古德語錄中之提持向上、直指宗乘者,名「御選語錄」;而以自己與人問答言句,收錄於第十二卷 (卍續卷次)中。帝即位後,嘗於內廷,提示宗乘,王大臣得其印可者,凡八人,因取所著述,擇其合作,編為一集,名「當今法會」,附於御選語錄之十九卷。 

帝既喜研宗乘,又極提倡淨土;蓋鑒於禪門空涸之弊,而欲矯正之,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。其於淨土祖師,特提蓮池大師,以為模範;御選語錄中,採其要語,別為一卷(卷十三),帝自序云:「雲棲法彙一書,皆正知正見之說:朕欲表是淨土一門,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,不致歧而視之,誤謗般若;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,刊為外集,以示後世。」—御選語錄分正集、外集、前集、後集四類。 

帝主張佛、道、儒三教並行;於佛教中,調和教、禪、淨;於宗門中,說五家宗旨之一味——語錄後序中,性音勸帝研辨五家宗旨,帝謂:五家宗旨,同是曹溪一味,不過權侈更換面目接人耳。 

至於世間法,蕭著清史云:「只有雍正帝懂得中國文化精義和孔子的中庸之道,所以他的政治是超乎尋常的。」又云:「他對於清朝的政治,關係甚大,如果沒有他,康熙六十年培養的政績,表現不出來;乾隆六十年的成權,發揮不出來。」可惜他在位不久,僅有十三年。壽五十八歲(據「清史稿」九、世宗本紀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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揀魔辨異錄,係禪宗,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,況居士乎?

 

揀魔辨異錄:八卷。卍續藏第一一四冊。清世宗雍正帝著,題名「御製揀魔辨異錄」。

 

臨濟宗,至明末清初,密雲圓悟門下,有三峰法藏者,嘗提「智證傳」,乃闡綱宗;諸方驚疑,謗議競起。圓悟作書誡之,藏亦復書答辯,又作「五宗原」,立異說。圓悟作「闢妄救」略說,一再闢之。法藏之弟子潭吉宏忍,復作「五宗救」,再主張師說。後、世宗雍正帝斥藏忍所言為「魔說」,將「五宗救」逐條駁正,是為「揀魔辨異錄」。書中,稱三峰藏曰「魔藏」,潭吉忍曰「魔忍」。故此「魔」是指法藏、宏忍,非通常所說之「四魔」等也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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